墓葬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同以往发掘的贵族墓葬区和4号区域截然不同

2017年
9月,广南县莲城中心市场经营有限公司在对该洞进行旅游开发时发现洞内有古代文化遗存,随即向广南县文物管理所反映该情况,文物部门及时对该洞进行了调勘。为保护珍贵的文物资源,最大程度的提取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
2017年 12至2018年
1月,我所联合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县文物管理所对该洞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工作清理了一些早期文化堆积,发现了一批遗迹现像,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遗物。墓葬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共发现17座,其中16座墓葬集中分布在II区深处,呈墓地的形式分布,另外一座未成年个体墓位于I区8号灰坑旁紧靠洞壁处。本次出土的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和炭化稻。

从本次发掘的情况分析,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同以往发掘的贵族墓葬区联系较大,时代相近。从本次发掘的情况分析,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同以往发掘的贵族墓葬区和4号区域截然不同,与之前的调勘结论有差异,其时代当早于后两者,推测为青铜时代的遗存,初步判定其性质是手工业和居住并存的综合性遗存。通过本次发掘基本上弄清了6号区域与9号区域发掘位置遗存的年代关系和功能性质。4号区域发掘墓葬的积炭、合葬现象在此该遗址属首次发现,为汉代句町贵族墓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本次发掘进一步证实牡宜遗址是东汉至魏晋时期句町贵族活动的遗留,表现出土著文化和汉文化结合的特点,是上述时间段句町文化的政治中心,极有可能是句町县在这段时期的县治所在。

陶器;石器;遗址;发现;发掘;遗存;遗物;文化;广南县;分布

发掘;遗址;遗存;文化;出土;陶器;器物;分析;铜器;手工业

大阴洞遗址位于广南县坝美镇者卡村委会者乎村珠西公路西侧,奎南河从洞口北侧自南向北流过。2017年9月,广南县莲城中心市场经营有限公司在对该洞进行旅游开发时发现洞内有古代文化遗存,随即向广南县文物管理所反映该情况,文物部门及时对该洞进行了调勘。调勘结果表明洞内存在史前遗址,并发现有同时期的墓葬。为保护珍贵的文物资源,最大程度的提取文物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信息,2017年12至2018年1月,我所联合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县文物管理所对该洞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取得了大量收获,发现了云南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早期洞穴墓地。

牡宜遗址位于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和阿章村委会所在的坝区及周边区域,为两汉时期“句町文化”大型遗址。“句町”是《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和“滇”同时期的部族,也是汉王朝在云南继封“滇王”之后的第二个王,在西南夷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2007年抢救性清理的木椁墓和2011年发掘的4座墓葬出土了铜鼓、龙虎纹金腰扣等大批重要器物。考古发现结合史料记载,证明以广南县黑支果乡牡宜坝区为中心约5平方公里的牡宜遗址是汉代句町王族的活动遗存。

大阴洞洞口朝东北方,宽约20米,洞口前方无平台为一较陡的斜坡。该洞由前后两个洞厅组成,前洞厅与洞口由斜坡相连,落差约10米,后洞厅有狭窄的通道向深处延伸,洞内总面积约1500平方米。前洞厅命名为I区、后洞厅为II区,两个区分别发掘150平方米。发掘工作清理了一些早期文化堆积,发现了一批遗迹现像,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遗物。

为全面了解句町文化的面貌、空间分布以及发展脉络等问题,我所设立了《句町文化的初步研究》课题,针对牡宜遗址的考古调勘、发掘和研究是此课题的主要内容之一。考古调勘表明该遗址面积大,功能分区明显,整个遗址分作11个区域,包括6个墓葬区、4个居住区和1个冶炼区。

早期文化堆积主要集中在I区,位于约5厘米厚的表土层下,堆积不连续,主要分布在灰坑周围区域,且只有一层,厚度5~20厘米不等。堆积为略粘的黄灰色土,其中夹杂有炭屑和陶片、纺轮、石器等遗物。

2016年,我所联合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县文物管理所分两个阶段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6月至7月为第一阶段,针对4号区域的墓葬进行发掘;9月至12月为第二阶段,针对6号和9号区域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000平方米。在发掘的同时,还对牡宜遗址进行了系统调勘,并对3号区域发现的一座墓葬进行了验证性清理。

遗迹现象发现有灰坑和墓葬两种。灰坑共发现12个,均分布在I区,平面多呈不规则形,长径不超过100厘米,深度5~20厘米不等。灰坑内堆积多为大量的炭屑和红烧土,出土有陶片、纺轮、石器以及炭化稻等遗物。根据灰坑内的堆积分析,这批灰坑可能均和用火有关。其中的8号灰坑,坑内不仅夹杂大量的炭屑和红烧土,其坑底还有三块石块呈三角形分布,很明显为支陶釜烹煮的支锅石。墓葬是本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共发现17座,其中16座墓葬集中分布在II区深处,呈墓地的形式分布,另外一座未成年个体墓位于I区8号灰坑旁紧靠洞壁处。墓葬似经过人为布局,仅两个墓存在打破关系。这批墓葬均为土坑墓,人骨保存较好,葬式多样。墓坑的挖掘可能受制于原始的生产工具,形制不规整,深度较浅,多以难挖的钙化板为墓底。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二次葬等。某些墓葬内人骨极为散乱,可能为二次葬的现象也有可能遭受后期盗扰。有一个现象颇为奇怪,即很多墓葬内除主体个体的骨骼外,还零星发现不属于主体个体的人类骨骼。墓坑大小因为葬式和墓主年龄的不同差别很大,总体而言墓坑的大小刚好能容纳以各种形式放入的墓主个体。墓葬随葬器物较少,只有部分随葬有陶釜、纺轮和石箭镞。某些墓葬中发现的石箭镞,因为墓葬人骨散乱,并不能判断为随葬器物。

4号区域位于牡宜遗址中部,为贵族墓葬区。该区域发掘的1号墓葬位于区域中部,2011年发掘区南部,该墓为带墓道的竖穴土坑墓,平面形状呈“甲”字形。墓室呈长方形,长约7.2、宽约5.1、深约1.5米,直壁平底。墓道为斜坡状,长约2、宽约2至2.3米。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墓底和填土中上部积炭。该墓早年被盗,盗洞位于墓室西北部,随葬品荡然无存,仅从墓葬底部填土水洗出大量用作”珠襦”的串珠、铁斧等器物。串珠材质以琉璃为主,另有绿松石、方解石、玛瑙等。从残留的葬具痕迹分析,该墓为同穴合葬。该墓时代与2011年发掘的墓葬相同,为东汉时期的墓葬,虽然早年被盗,但积炭和合葬这两种丧葬习俗在该遗址为首次发现,依然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本次出土的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骨器和炭化稻。陶器主要为大量的陶片、少量可复原的陶器和陶纺轮。洞内的文化堆积中、遗迹内以及地表均发现有陶器。陶器有两种风格,一种为表面装饰绳纹的夹砂褐陶,另一种为表面磨光的泥质黑陶。第一种风格的陶器数量最多,可辨器型以圜底釜为主,另有少量带耳罐、平底器和杯。第二种风格的陶器仅见十余片陶片,其中可以复原一件,为单耳罐。两种风格的陶器可能有不同的文化来源。纺轮是陶器中数量最多的完整器,共33件,大多呈算珠状,某些表面装饰有同心圆纹和卷曲线纹。石器有凹刃器、石斧、石锛和箭镞四种器型,均为磨制,制作精良,另外还有部分砺石。其中凹刃器7件、石斧6件、石锛7件、箭镞14件、砺石23件。骨器数量较少仅4件,其中两件器型明了为骨镯和角锥。骨镯为磨制,表面装饰弦纹和4个一组的圆圈纹。炭化稻在地层和灰坑中均有发现,从形态上来看可能为粳稻,是文山州的首次发现。

6号区域位于牡宜遗址东部。本次发掘点位于区域中部偏南,共发掘10×10m完整探方2个,不完整探方2个。发掘区域地层堆积从地表至生土面平均深度约100厘米,共6层。④层以下为早期文化堆积。发现的遗迹现象主要为柱洞、灰坑和灰沟。其中灰坑8个、灰沟11条、柱洞300余个、黄土面1个。早期遗迹之间存在打破关系,结合地层学反映出该区域早期遗存延续时间不长的情况分析发掘区域的某些建筑在短时间内存在改造或重建现象。

在发掘的同时我们还对洞穴深处进行了调查,新发现两个区域,将其命名为III区和IV区。这两个区域的地表都散落有大量陶片,并在局部发现有文化堆积,其中III区还发现一座葬式为二次葬的墓葬。

发掘出土遗物主要为数量较多的陶瓷片、少量铜箭镞和铜器上的残件、砺石和一块疑似炼渣。出土的陶瓷片均能和以往发掘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对应,时代相仿。陶片有两大类,一类是夹砂陶,陶色有褐色、红色等;另一类是硬陶,火候极高,陶色有灰、红等,某些表面施青釉。瓷片为灰胎,火候要远远高于、吸水率要远远低于硬陶,表面施釉。此类遗物同南方地区东汉至魏晋时期的同类遗物一致。陶瓷片均为残片,没有发现完整器,从残片分析,硬陶和瓷器以罐类居多,夹砂陶器以罐和釜居多。制作方式方面瓷器为轮制,硬陶和夹砂陶为手制后慢轮修正。陶瓷片表面装饰网格印纹和几何图案印文。另外发现两块绳纹瓦残片。铜箭镞数量较少,共3件,型制短小;铜器残件残损严重,很难辨认器型。砺石发现2块,表面磨砺面明显。疑似炼渣从内部蜂窝状结构和表面流动形态来看,基本确定为炼渣,其成分还需实验室分析。

针对大阴洞遗址的发掘,获得了大批实物资料,对于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特别是洞穴内的早期墓地,为云南目前此类遗存中时代最早、规模最大。多样的葬式对于古代葬俗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实物资料。保存完好的人骨,可以让考古研究直面古代人类个体。目前我所已与西北大学合作,对发现的人骨开展体质人类学和基因学的研究。通过遗存的对比分析,我们初步判断大阴洞遗址的年代介于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本次发掘选取了20余个样本进行科学测年,遗存的对比分析结合大量的测年数据将为日后该遗址准确年代的判定提供科学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I区的T1中还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遗物。

从本次发掘的情况分析,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同以往发掘的贵族墓葬区联系较大,时代相近。以往调勘认为6号区域为居住型遗存,但本次发掘的区域更多是与手工业相关的遗存,而且只是某类手工业其中一个环节。

大阴洞洞口

9号区域位于牡宜遗址最西端,勘探表明总面积约3000平方米。本次发掘点位于区域东南部,共发掘10×10m完整探方2个,不完整探方2个。发掘区域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从地表至生土面平均深度约40厘米,共3层。②层和③层为早期文化堆积。发现的遗迹现象主要为柱洞、灰坑和灰沟。其中柱洞200余个、灰坑74个、灰沟1条。

工作场景

发掘出土遗物主要为数量较多的陶片、少量石范和纺轮、一定数量有人工使用痕迹的石块、红烧土块、疑似炼渣和疑似矿石。陶片多为夹砂褐色陶,没有发现完整陶器,从残片看绝大多数是一种圈足圜底器,另有钵、釜等器型。表面纹饰相对单一,几乎均为绳纹。石范数量较少,仅有1件可以判定铸造器型,为靴形钺。陶纺轮仅发现3件,型制相同,呈圆饼状,中间穿孔。有人工使用痕迹的石块形状多不规整,表面有磨制面、条状磨槽、圆形坑槽、砸击面等人工痕迹。红烧土块的数量也较多,某些呈土坯状,应该是炉壁或窑壁的残留。

8号灰坑

从本次发掘的情况分析,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同以往发掘的贵族墓葬区和4号区域截然不同,与之前的调勘结论有差异,其时代当早于后两者,推测为青铜时代的遗存,初步判定其性质是手工业和居住并存的综合性遗存。

II区墓葬全景

3号区域清理的2号墓葬,地表有高约1.5米的封土堆,因为农业生产,封土堆仅残留约五分之一。该墓在与发掘同时进行的勘探中发现。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大底小,墓口长约4.7、宽约2.6米,墓底长约4.2、宽约2米,深约0.9米,平底,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该墓与4号区域发现的墓葬不同,为典型的汉文化墓葬,时代在东汉至魏晋时期,与前者相近。

12号墓葬

墓室保存较好,出土器物32件,器物保存较差。其中陶器8件,分别是陶壶1件、陶罐5件、单耳陶罐2件;青瓷罐3件;铜器13件分别是铜镜1件、铜提梁壶1件、铜釜1件、铜盘1件、铜罐1件、铜鐎斗1件、铜钵1件、铜盆1件、鎏金铜环2件、环首铜削1件、其它铜器2件;铁器7件,分别是铁夹1件、环首铁削1件、铁三脚架1件、铁削1件、其它铁器3件;漆盘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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