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于窝阔台之孙、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自筑城池,回鹘之忠君报国思想滥觞于唐代

元朝前期,因遭受战祸,亦都护王族和大批畏兀儿人东迁永昌,传国400余年的高昌回鹘政权从此除国。《高昌王世勋之碑》汉碑记录其事曰:“[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城受围六月,不解。……以其女也立亦黑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诸城下,而与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上嘉其功,……还镇火州,屯于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猝至,大战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方幼,诣阙请兵北征,以复父仇。……有旨:师出河西,俟与北征大军齐发。遂留永昌焉。”[1]《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取材于虞集撰写的《高昌王世勋之碑》(以下简称《世勋碑》),所记火州之战、入京朝觐、战死哈密、迁居永昌等连续发生的事件,与碑铭文字基本相同。一、永昌之名的由来元代有多处地方以“永昌”为名,云南行省就有隶属会川路的永昌州和隶属大理路的永昌府。当然,它们和畏兀儿迁居的永昌,除名称相同之外,并无别的关系。畏兀儿东迁之永昌,在甘肃行省境内,是元代新出现的地名。永昌之名,缘起于窝阔台之孙、阔端之子只必帖木儿自筑城池。元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将凉州分封给第三子阔端,把蒙古雪你惕部和速勒都思部共3千户,一同封授阔端。[2]阔端在当地拓展了大片疆土,也获赐大片封地(也称分地,泛指封户、食邑户、私属户所居地)。1251年蒙哥继任大汗后,对窝阔台系诸王进行打击,阔端因与蒙哥汗友善,封地未受影响。不久,阔端谢世,其王位和包括凉州在内的主要封地,由第三子只必帖木儿继承。只必帖木儿的封地,即屡见元代文献的所谓“二十四城”,主要分布在在今甘肃、宁夏中南部地区,在其它地区也有少部分封地。在中统(1260—1263)初年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期间,只必帖木儿支持忽必烈,虽然为此遭到阿里不哥党羽的攻击,损失惨重,却赢得元世祖的信任,在世祖朝前期频繁出现于史册。《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九年十一月]金沙城中心网址,,诸王只必帖木儿筑新城成,赐名永昌府”,这个“永昌府”是世祖赐予新建王城的名字,不是元朝行政区划中介于路和州之间的“府”。不久,情况又发生变化,《元史·地理志三》载:“至元十五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这便是永昌城和永昌路的名称和建制的由来。西汶艺术网永昌路的设置,与元世祖忽必烈整顿诸王投下封地有关。蒙元前期,各地投下户和诸王封地的管理十分混乱,因此,世祖对封地建制进行调整,尽可能使拥有较多投下户的诸王独占一州一路,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永昌路以只必帖木儿的封地为主,故而以他的王城之名,新建一路。另外,他的封地在相邻的巩昌路也占据主导地位。只必帖木儿修筑新城,与中统初年遭受阿里不哥部下洗劫有关。当时,叛军大将“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河右大震,西土亲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3]他的斡耳朵被洗劫以后,只得率部暂时就食于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境内,[4]即今宁夏省中南部地区。史籍记载,当时担任西夏中兴行省郎中的董文用,曾依法禁止他的王傅府属官滥征投下户税课,因而激化了与只必帖木儿的矛盾。董氏是在“至元改元,召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的,至元八年时调任山东,[5]双方发生矛盾的时间只会在至元八年之前。这表明当时只必帖木儿驻牧于该地。在此期间,他在原居地筑建新城。新城落成后,他便迁回那里。这座永昌城,与元朝常见的蒙古王城一样,只是一座类似城堡的小型城邑。二、对永昌城位置产生分歧认识的历史原因元代文献有多处提及畏兀儿迁居“永昌”之事。而“永昌”一名是泛指所在的永昌路呢,还是确指永昌城?这个有些吹毛求疵的问题,和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有关,故而先作说明。前文所引《世勋碑》有“遂留永昌焉”一句,从中无法确定究竟何指。再看下文:《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以下简称《忻都公碑》)有“至顺二年正月庚寅卒,享年六十,葬永昌之在城里”[6];《故怀远将军高昌卫同知指挥司事和赏公墳记》记末代高昌王和赏“幼亦绍王,封镇永昌”。[7]以上史料表明,“畏兀儿迁居永昌”之说,源出亦都护家族定居于永昌城。目前,笼罩在永昌城位置问题上的迷雾已经散开,结合文字史料和考古发现,人们能够确定,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城就是只必帖木儿的王城,它不在今甘肃省永昌县境内,而是位于今武威市北郊30里处的永昌堡。然而,现存大量清代文献中,普遍存在着对畏兀儿迁居之永昌城位置的错误记载,这些记载又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文献认为,元代永昌城位于清代永昌县境内。而清代永昌县址在今天甘肃省永昌县,位于武威市和张掖市之间,东南至武威约140里,县城西北有古长城遗址。清人饶敦秩等编制的《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说》中,有方格地图《元地理图说》一幅,作者在凉州西北、甘州东南、城址西北紧邻长城的位置,也就是今天永昌县县址,标有“永昌”之名。而且,该图是将永昌当作元代的地名标著的——按此图凡例,各朝古地名一律于文字外加方框,清代地名则不加。据饶氏在序文中讲,此图册是根据前人所撰《方舆纪要》为蓝本绘制的,[8]反映了此前已经有了这种错误认识。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六《汪古畏兀二驸马列传》记曰:“有旨师出河西,俟北征诸将齐发,遂留永昌”,“永昌”下注曰:“今县属凉州府”,[9]即屠氏也认为,畏兀儿迁居的永昌在清代凉州府内的永昌县。《宣统甘肃通志》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永昌县,虞集奉敕撰”[10]的记载,其它旧志如《甘肃新通志稿》、《新疆图志》,也分别认为《世勋碑》和《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立在清代永昌县,[11]墓碑既然在永昌县,畏兀儿所居之城自然也是这里。页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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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报国"思想在中原儒家文化中占有独特地位,流风所及,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产生了影响深远,回鹘亦概莫能外。藉由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物可见,回鹘之忠君报国思想滥觞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成熟于蒙元时期。蒙元时期,由于畏兀儿的内迁,与中原汉地的文化联系进一步密切,忠君报国意识也进一步加强,成为部分畏兀儿人的处世准则,很多人为报君恩而慷慨赴死,其中尤以亦都护家族和偰氏家族最为典型。畏兀儿人忠君报国理念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原汉地儒家忠君报国思想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佛教、摩尼教所宣扬的护国与报君恩理念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杨富学[1,2] 王朝阳[2]

[1]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30
[2]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20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回鹘 忠君思想 儒学 蒙元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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